2019年6月10日,中信集团的第3任董事长王军先生溘然辞世,京城商圈痛失英才。如果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的宏观决策者,中信公司的设立则是中国改革的微观起点。 现代中国最早期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有两个,其一是中信,其二是光大,相比之下,中信集团的市场影响力更大,企业运营模式更具代表性。40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以三大城市群为基础形成了三大商圈:大北京商圈,以国有企业为主导;长三角商圈,以跨国企业为主导;粤港澳商圈,以本土民营为主导。 1 五个维度定性三大主流商圈 每一个区域性的商圈都有主流商帮,通常可用五个维度来评价主流商帮的市场地位。 比如上海,尽管跨国企业数量仅占上海企业总数的约2%,却贡献了20%的就业岗位、27%的GDP、33%的税收、60%的工业总产值、65%的进出口。因此,长三角商圈的主流依然是“海派文化”,打领带,喝红酒,讲话带英文词,否则不够时尚。 然而在北京,无需论证,国企在上述五个方面都占压倒性优势,像联想这样的民营企业也是从“挂靠”国有机关脱胎而来的。国企大佬们聊天可带脏字儿绝不带英文,偶尔西装领带,喝白酒为主,所以茅台酒的价格疯涨。据说,京城商圈儿最近改喝威士忌了,酒风一变,几大日本威士忌酒厂的基酒都被中国人收购了,日本威士忌的价格疯涨数倍,令威士忌之乡苏格拉酒厂老板七窍生烟。 相比之下,粤港澳商圈才是“国际范儿”,什么赚钱做什么,碰上有钱赚的客户,你喝啥酒我喝啥酒,遇到北京来的官儿,多高身价的粤港澳老板都给你拎包。最典型的合作就是当年李嘉诚与首钢合资的首长国际,董事长为周北方,李嘉诚屈尊为副董事长。 简而言之,京城商圈儿是官场文化,长三角商圈儿是打工文化,粤港澳商圈儿才是金钱文化。三大商圈各得其所,各有千秋。 2 各领风骚,竞争合作 中信集团不仅是中国改革的微观起点,而且是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基因。从邓小平钦点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开始,中信就有了“荣王两家”之说,创业之初,荣王两家都没有多少钱,财政拨款有说给了几百万,有说只有信用贷款。无论投资多少,中信集团的高速扩张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一样,都来源于中国经济的三大红利之首——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 三大红利、三大商圈儿、三大超级城市群,背后是中国特色的多种所有制的分分合合。直到1999年宪法修订后才在法律上明确了“非公经济”的合法性,从而形成公有经济企业和两大“非公”企业集团,三大企业集团三足鼎立撑起了过去20年的中国经济。从主导产业看,人口红利成就了制造业,城市化红利成就了房地产,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成就了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系。 也就是在王军董事长退位后的一年,中信集团旗下的香港中信泰富出了大事儿,在2007年的金融海啸中,一向强势的澳元兑美元的汇率大幅度下挫,中信泰富的外汇衍生品投机亏损高达155多亿港元!公司净资产几乎归零。中信泰富董事长荣智健不得不向母公司中信集团寻求救助,结果是集团向中信泰富注资15亿美元,荣智健引咎辞职,其他荣氏家族成员相继退出,“荣王两家”的中信集团走进历史,没有“荣家”的中信集团就像火箭升空后的二级火箭助推一样,走进了孔丹-常振明主政的新时代。 从荣毅仁受命创立中信公司到荣王分家,中信集团的发展就是中国市场经济的缩影。如今三大商圈儿各领风骚,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水平日益提升,三大企业集团之间的竞争合作将在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除非注明,文章均为 中房商学院 原创,本文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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