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文新：黄奇帆为何能先行于中国“产业链集群”构建

最近，黄奇帆针对“疫后”全球经济发展趋势，提出了全球产业链重构、产业链集群建设的重要观点，引起中外学界广泛讨论。他在论述中，甚至对那个影响全球制造业20年发展、推动全球产业链分工的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平行论”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性质疑或否定。

黄奇帆认为：地球是圆的、世界也是圆的，而并非“始终是平的”。但必须注意：否定不是大搞民粹主义、国家主义的自我独立和自我封闭，那种180度逆全球化的全盘推翻和倒行逆施是愚蠢的行为，而真正的否定一定是“扬弃”的过程，黄奇帆对全球产业“水平分工”的否定，实际正是基于“扬弃”的否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先说说黄奇帆思考问题的方式。

都说他是金融市长，但这恐怕有些管中窥豹。正如世人所见，黄奇帆经常在金融方向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最著名的段子就是：2015年，当互联网金融如火如荼的时候，黄奇帆在重庆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所有把金融搞得很复杂的人都是骗子。

但是，通过多年阅读黄奇帆的文章给我最大的体会是：黄奇帆已经把一切经济事务融会贯通了。比如疫情期间，黄奇帆的言论涉及公共卫生、内需建设、政府管理、金融运行等几乎所有社会和经济的现实热点。

为什么黄奇帆可以在如此多领域发声？认真琢磨就会发现：黄奇帆思考问题绝无本本主义，而是从经济逻辑的基础出发，依据现实条件推演未来，并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黄奇帆为什么说“所有把金融搞得很复杂的人都是骗子”？因为在他心中，对金融存在的意义有着坚定不移的三大基本信条：第一，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第二，信用、杠杆、风险——三者必须平衡匹配，否则失控，风险无度；第三，金融不是自拉自唱的卡拉OK，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否则没有灵魂，是毫无意义的泡沫。正是这三大基本信条，让黄奇帆面对重大金融问题心中有底、行为有据、进退有度、施政有序。

实际上，面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大演变，黄奇帆之所以能够提出“产业链集群”的概念，恰恰就是基于他对经济“基本逻辑”的深厚理解和忠实奉行。黄奇帆认为，疫情证明了传统的、无视物理距离的全球产业“水平分工链”存在重大风险，而这个风险所带来的经济破坏力，很有可能是毁灭性的，至少是对全球经济的严重摧残。

怎么办？重构产业链，在低成本、高效率——传统全球化产业分工基本利益诉求中，更多加入风险概念，尤其要更多加入“物理距离”的风险评估。正是这样的考量，黄奇帆提出“产业链集群”概念，认为未来产业链构建应当遵从“某一产业在物理半径不超过200公里区域内，垂直集合上、中、下游70%以上的产业部件”。而且黄奇帆认为，这不只是世界各国、同时也是中国的一个重大机会，抓住它将抓住全球经济的未来。

说实话，疫情过程中，全球产业链所表达出的脆弱性令人忧心忡忡。尤其是西方一些国家不顾现实大搞民粹主义，甚至提出“政府贴钱帮企业回归本土”，这都是前所未有的新情况，都是对中国乃至整个全球经济无与伦比的破坏力。

一时间，怎么看？怎么办？成为各界讨论的热点。而黄奇帆的表现似乎十分坦然，在他的认知中，追求经济成本最小化、经营效率最大的利益诉求，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亘古不变的铁律，也是基本经济规律。至于疫情让人们看到了“不曾预料的风险”，这必然会导致改变，必然形成“扬弃”的解决方案，但绝不会依据某些政客的主观意愿而退回自给自足的“小农时代”。

就这么简单？是的。但真的简单吗？当然不简单。许多解决问题的方案就像“让鸡蛋立在平滑的桌面上”，看似简单，但很少有人能够突破“蛋皮”的束缚。

为什么黄奇帆能够想到“摔破蛋皮”？因为他是中国产业集群建设的先行者。当年，重庆电子产业从无到有、最终形成产业集群效应的过程，实际就是黄奇帆基于产业链特性的深刻理解而进行的成功实践。办法很简单，黄奇帆问全球电子跨国集团龙头，如果重庆可以在当地构成对你产品70%以上的零部件配套，你愿不愿意来投资？当然原意。黄奇帆反过来问全中国的电子配套厂商，如果你们在重庆可以为全球电子巨头就近配套生产，你们愿不愿意来重庆投资建厂？当然愿意。运输怎么办？黄奇帆找到铁道部，告诉他们，如果我把渝新欧铁路运量提高N倍，你能否减低运价？当然愿意。就是这三句问话，N多方向的共同推动，重庆电子产业迅速起飞，短短几年产值超过千亿，变成中国配套最全的电子产业集群。在这个集群中，孙产业链、子产业链数不胜数，实际就是个“大链套小链”的产业链集群。

汽车产业也基本如此。汽车产业链集群的打造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使得重庆汽车成为中国高性价比汽车的代名词。有了这样的产业集群，势必拉动围绕产业集群展开的所有服务供应链，水路、陆路、航路三大交通基础设施快速铺就，生活设施和相关服务品质快速提升，等等。总之，孙产业链集群构成子产业链集群，子产业链集群构成母产业链集群，而最终形成三大产业链总体构成的经济集群。

所以，尽管退休后的黄奇帆被赋予了各种学术名头，但仅以学者去定义他恐怕有失偏颇。他应当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探索者、经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者和解释者。正因如此，他的言论始终都会被政界、学家和社会公众同时给予高度关注。

中国如何才能赢得这样一个重大机会？联想到2020年4月9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当然是疫后推进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要抓手，同时也让我们强烈地预感到：中央此时此刻提出这项《意见》具有非常深刻的内涵。毕竟，完善而健康的要素市场是中国新时代赢得全球重要战略战术资源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