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速增长期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

开局关系全局，起步决定后势，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着力提升发展质量效益，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如何坚持扩大内需，稳定和促进消费？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速增长期，下一步要把加快都市圈建设作为稳增长的突破口。”全国两会正在召开，澎湃新闻记者专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他表示，在扩大内需方面，要以进城农民工为重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以充分释放需求潜力。

【谈GDP增速预期】

增速较高并不意味着经济重返高增长轨道

记者：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将GDP目标设定为6%以上。您如何看待这一预期？

刘世锦：去年没有设立经济增长指标，原因大家应该是清楚的，因为去年疫情的冲击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尽管去年没有设立经济增长指标，我们经济增长的成绩还是很突出的，我们成为全球大型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今年GDP提出6%以上的目标，是考虑到了今年其实还是恢复性的增长，增长指标中有一部分份额，实际上是填补去年经济负增长幅度而形成的，所以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指标会比正常状态下偏高一些。

实际上，根据我们的研究，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正常的话，应该是在8%-9%，很多国内外研究机构大体上也有类似的预测。但是大家不要产生错觉，认为中国经济重返高增长轨道了。不是，它只是一个统计现象，其实我们现在要争取中国经济回到一个正常的潜在增长水平，2021年和2020年两年平均下来能增长5%，就是相当不错的一个增长成绩。

记者：疫情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突破百万亿元，但有声音认为疫情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尚未完全显现。在您看来，全球疫情的持续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哪些影响？

刘世锦：目前我们国内的疫情控制得不错，如果全球范围之内疫情能够得到有效地控制，经济也会逐步走向正轨。全世界只要还有一个地方有疫情，我们就还不能够松劲，因为疫情是一个全球性的外部性非常强的问题。多年以来，中国经济曾经持续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最近几年或者今后一段时间开始中速增长，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结构性潜能的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在发达经济体历史上曾经有过。发达经济体经济比较低迷的时候，要有所复苏或者有所回升，主要得靠宏观政策。但是中国跟它们不一样，我们现在还有结构性潜能，这是推动中国经济过去高速增长、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中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所以我的基本观点是，经济逐步回归常态以后，我们要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如何发掘与中国经济中速增长相适应的结构性潜能。过去几年，我们的结构性潜能主要是基建、房地产、投资、出口，但目前这些潜能在逐步减退。尽管我们下一步将保持中速增长，比如说5-6%之间或者5%左右的增长速度，但是由于基数每年都在增大，特别是现在中国经济的规模已经达到了100万亿，每年的新增量在全世界还是第一位的，所以当高速增长期的结构性潜能逐步减退以后，我们必须认真发掘与中速增长期相适应的结构性潜能。

【谈经济发展动力】

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期，主要动力来自结构性潜能

记者：可否具体谈谈我国接下来需要发掘的结构性潜能是哪些？

刘世锦：最近我提出了一个“1+3+2”的结构性潜能的框架。

所谓“1”，就是以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为龙头，因为它们有更高的要素聚集效应，或者说有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今后五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的百分之七八十都在都市圈和城市群范围内。

所谓“3”，就是中国实体经济接下来要想顺畅地运转，需要补上新的三大短板。第一个短板，基础产业效率不高，包括能源、物流、通讯、金融等领域，还是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性垄断，效率相对比较低，成本比较高。第二是要补上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足的短板，中国目前中等收入群体大概4亿人，前一段时间我们提出一个目标，就是用10-15年的时间，使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由目前的4亿人增加到8-9亿人，也就是实现倍增。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了以后，才能够有效地扩大中国的消费。与此同时，中等收入群体既是消费者，更是生产者和创新者，所以关键问题就是怎么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和创业机会，使这部分人力资本得到充分地发挥，通过他们自己生产创业增加收入，然后再增加消费。第三就是要补上基础研发和源头创新能力不强的短板。最近我们一直在讲解决“卡脖子”的问题，其实回头看整个经济体系的循环中，我们有一个短板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基础研究的水平相对较低，这也是国外特别是美国卡中国“脖子”最重要的原因。但是要把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的短板补上，难度相当大，不仅门槛比较高，而且需要长期的积累。但只有补上短板，我们才能有效地对付外部“卡脖子”问题，中国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创新型大国。

所谓“2”就是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新动能，中国在这方面也有自己独特的优势。

对“1+3+2”的结构性潜能，我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就是一个“龙头”牵引，补上三大短板，“两个翅膀”赋能。目前来看，这些结构性潜能在很多方面看得见抓不住，因为它还不是现实增长的动能，怎么把潜能变现？这个就是下一步我们需要深化改革的方向。

【谈扩大内需】

重点在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重视进城农民工潜力

记者：扩大内需是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推动的重点工作之一。在您看来，这项工作最大的难点在哪里？怎样才能更好地释放潜力？

刘世锦：扩大内需最大的潜力所在，就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有4亿人，是全世界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形成的消费市场是非常可观的，我们要继续发挥这方面的优势。更重要的是，下一步我们要对可能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这一部分低收入阶层给予更多的重视，让他们能够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范围，这样我们的需求潜力应该更大。中等收入群体，一方面是收入的增长，另一方面是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这一点和高收入群体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于扩大内需，我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重点。

当然从短期来讲，去年消费是负增长，所以今年消费的恢复，特别是服务性消费，其增长恢复可能是一个重点。因为去年的商品、餐饮、住宿、旅游、航空、铁路、交通运输这些领域受影响是最大的，所以把去年整个下降幅度比较大的行业恢复起来，对我们短期内需的扩大作用还是比较突出的。

记者：在您看来，如何才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刘世锦：我认为重点要放到2.8亿人的进城农民工上。这部分人是最有潜力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我建议以进城农民工为重点，采取多方面政策措施，力争在不长时间内使其收入水平明显提高。

首先，可以对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城市落户实行负面清单制度。目前中小城市和部分省会城市已取消落户限制，对仍有限制的城市改为实行负面清单制度。对北上广深和其他特大型城市的城市核心区与非核心区域、都市圈内的中小城镇等实行差异化政策，采取不同的负面清单，适当放宽后者的落户限制。

同时以大城市尤其是几大都市圈、城市群为重点建设安居房，以40-60平方米的小户型为主，降低建造成本，把安居房价格控制在与农民工购买力相适应的水平。降低购买资格门槛，不歧视无户籍、无学位人口。也要加快推进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继续推进并扩展义务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随人员流动可携带的政策，打通农村社保、医保和城镇居民社保、医保的衔接，实行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政策。还应该改变有些地方对低收入农民工的歧视性做法，在大体相当条件下，在就业、升学、晋升等方面，给低收入阶层提供更多可及机会。

【谈乡村振兴】

要推动城乡之间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记者：乡村振兴将是“十四五”期间的一个重点工作。在您看来，当前中国乡村发展有哪些特点？

刘世锦：其实中国最近几年的农村结构，包括我们的城市结构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其实已经有大量的农村，可能这个村子还在，但是你到村子里面去看的话，人口已经不多了。有些村是路修通了，电修通了，自来水也接通了，但是住的主要是一些年龄比较大的人和一些留守儿童，青壮年基本上都出去了。所以中国将来很可能有相当多的农村逐步就看不见了。但与此同时，有很多农村会成为集镇，成为小城市，有些甚至会成为比较大的城市。所以这个关键是看地点。

再一个是农民的问题，中国解决三农问题从根本上来讲，是让绝大多数农民不再是农民，即使将来还搞农业的那些人，也只是现代生产体系中的就业者，他们选择的是一种职业，他们可以搞农业，也可以搞其他的行业。搞农业的人既可以是原来在农村的人，也可以是城里人。

记者：今后乡村振兴工作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刘世锦：乡村振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推动要素市场的改革，我们应该既允许农村人进城，也允许城里人下乡。比如土地，包括集体建设用地要入市，和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再比如宅基地，能不能创造条件，也让它们能够流动起来。让资金下乡、技术下乡、数据下乡，特别人才下乡，城乡之间各种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这样乡村才能真正地振兴起来。

将来乡村真正振兴了以后，它可能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乡村应该是我们现代化的生产生活体系，在一些人口比较少的区域的一种状态，或者说它是一个城市的延伸。